而這種創傷仍普遍存在，在政治受難者及後代身上更為明顯。劉品佑表示，童年時，住在台北市中心的他，曾被家人帶著經過太陽花運動抗議現場，母親知道後，對此無法諒解，「可能因為家族經驗，她一直不喜歡我談政治、碰政治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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Филолог заявил о массовой отмене обращения на «вы» с большой буквы09:36